接到電話並得知馬局長的鄭重承諾後，整個刑偵隊迅速進入高度備戰狀態。
此刻，所有人信心百倍、鬥志昂揚，彷彿被注入了一劑強心針。
對於刑警而言，偵破案件、打擊犯罪、將兇手繩之以法所帶來的職業成就感固然重要。
但在那之外，還有一股更強烈、更澎湃的動力在推動著他們——那便是對榮譽與立功的深切渴望。
榮譽與功勳，在警隊中向來被視作至高的肯定。
雖然獲得的機會希少，但正因其難得，才愈發顯得珍貴。
在刑警隊伍中，普通警員往往更多著眼於日常勤務與基礎工作。
而像一等功、二等功這樣的高階別榮譽，對絕大多數人來說，幾乎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警界中一直流傳著這樣一句話：“一等功，家屬領；二等功，躺著領；三等功，站著領。”
這看似輕鬆的調侃，背後卻道出了立功授獎的殘酷現實——高階別的榮譽往往伴隨著巨大的犧牲與風險。
正因如此，不少民警既對功勳充滿嚮往，又不願以健康、家庭甚至生命為代價去換得。
實際上，如果一名警察能在整個職業生涯中立下兩次三等功，已屬非常不易。
立功不僅僅意味著一枚獎章、一筆獎金，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榮譽，是對個人專業能力、敬業精神與職業操守的高度認可。
同時，在職級晉升、崗位提拔和重要任用中，立功人員也會被優先考慮。
這不僅僅關乎面子，更直接關係到每一位警察的職業生涯與發展前景。
而這起積壓多年、懸而未決的舊案，一旦能在李旭隊長的帶領下成功告破，所帶來的榮譽將遠超尋常。
李旭不僅將因此贏得個人從警以來的最高肯定，更將在江城刑偵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這件懸案歷經兩代刑偵隊長、多次專項攻堅都未能取得突破，若能在他的手中真相大白，無疑是一項打破歷史、開創先河的壯舉。
李旭迅速轉過身，神情堅定、語氣鏗鏘地對全體隊員說道：“同志們，剛才馬局長在電話中已經明確指示，我們必須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決戰決勝！
這個案子走到今天，可以說是‘山重水複疑無路’，只差最後一步，就能迎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轉機！”
他稍作停頓，目光如炬地掃視全場，繼續部署：“剛才在現場，姜東同志提出了對血跡分析的重要思路，我認為極具價值。
我們已經對提取到的多處血跡進行了周密細緻的勘察，我相信接下來的實驗室檢測一定會有關鍵性發現。
因此我建議，立即將這些血跡樣本送至刑技中心實驗室，開展基因測序與混合DNA比對分析——重點排查是否存在除兩名受害者之外，第三人的生物痕跡。”
正如姜東所分析的那樣，他們當前所面對的，可能並不只是一處清晰、完整的血跡樣本，而極有可能是兩名死者的血液發生了混合，甚至其中還可能摻雜了一小滴來自犯罪嫌疑人本人的血跡。
如果事實如此，那麼血跡樣本的提取準確性就將直接決定後續偵破的成敗，也對技術操作提出了極高要求。
如果現場確實出現了這種高度混合的情形，那麼實驗室在檢測階段所獲得的資料很可能極其複雜、難以清晰判讀。
因此，李旭特別對方妍囑咐道：“樣本送進實驗室之後，你一定要特別提醒實驗人員：在處理資料時，尤其是看到圖譜中出現異常訊號或類似干擾項的情形，務必高度警覺。
這些‘干擾’不一定來自於環境溫溼度控制不當，或操作流程中出現誤差，而很可能意味著——樣本中確實存在另一個人的遺傳物質。”
方妍聽後連忙點頭，鄭重回應：“明白，我一定會全程跟進，確保實驗室方面準確理解我們的分析需求。”
藉此機會，她也向大家補充說明道：“值得一提的是，法醫遺傳學檢測的過程中，溫溼度等環境條件對實驗結果影響極大。”
“而在最終的資料判讀階段，實驗人員的主觀經驗和專業判斷往往起到關鍵作用。”
“舉個例子，如果我們做的是1000:1比例的混合樣本分析——也就是說，在1000個單位的主流樣本中，突然出現了一個人的特異性基因訊號——那麼這一點微弱的訊號，就有可能對案件方向的判定產生重大影響。”
“因此，我們必須做到：提取嚴謹、檢測精細、判讀敏銳。”
李旭迅速交代完血跡檢測的相關安排後，再次轉頭看向王教導員，語氣鄭重地問道：“王教，您看我們接下來還有什麼需要特別注意或補充安排的地方？”
王教導員微微頷首，嘴角露出一絲深思熟慮的笑意，緩緩說道：“李隊，你剛才說的很有道理。”
“血跡證據確實是我們現階段最值得投入精力的突破口。”
“這個案子就像一盤迴鍋肉，我們已經反覆‘翻炒’過很多遍——從最初的現場勘查、屍體檢驗，到後續大範圍的走訪排查，可以說所有常規手段都已用盡。”
“即便依託目前最新的刑事技術，我們也已經窮盡了當時條件下所有可能的檢測方法，卻始終沒有取得決定性的進展。”
“因此，當前重新審視血跡證據，藉助基因技術做更深層次挖掘，的確是我們眼下唯一還能主動推進的方向。”
他稍作停頓，語氣更加嚴肅地補充道：“除此之外，還有一處關鍵物證不能忽視——之前有醫護人員家屬提到的那枚潛在指紋。”
“方妍，你們在提取的時候務必格外謹慎，做到最大限度保全特徵。”
“指紋證據的證明價值非常之高，哪怕最終只能提取出部分殘缺的指紋，只要特徵點足夠，依然可能為我們提供重要的比對支撐。”
“回去之後，請你立即協調技術隊落實這項工作。”
說完，李旭和王教導員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向了姜東。
在不知不覺間，這位年輕卻思維敏銳的同事，已然成為團隊中備受信賴的核心決策者之一。
根據團隊之前的多次分析與討論，姜東所提出的血跡混合可能性與研究路徑，已經獲得了全員的一致認同。
他總能在案件偵破最緊要、最膠著的關頭，提出關鍵性的思路與建議，也因此贏得了每一個人發自內心的尊重。
要知道，在刑偵隊這樣一個極度講究實戰成效的地方，光靠紙上談兵或者擺“龍門陣”是根本行不通的。
大家真正信服的，是紮實的專業知識、敏銳的洞察力，以及實打實的破案本領。
更何況，刑偵工作從來強調整體作戰，“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如果一個案件遲遲未能偵破，整個團隊都會承受來自上級與社會輿論的巨大壓力，甚至直接影響年度考評與集體榮譽。
反之若能成功破案，即便不是每個人都立功受獎——畢竟不可能幾十人同時被表彰——但至少所有人都能共享那份破案的成就感與職業自豪感。
彼此慶祝、舉杯相賀的那一刻，那種團隊一心的踏實與溫暖，比任何獎勵都更加珍貴。
此時，迎著兩位領導投來的期許目光，姜東緩緩轉過身，再次凝視專案白板上那張破舊房屋的現場照片。
他的視線仔細掃過每一處結構細節，最終停留在那個形成橄欖形缺口的窗戶位置。
沉吟片刻，他開口問道：“王教，我想再確認一下，當年現場勘查時，有沒有針對這個可疑出入口專門安排偵查實驗？比如模擬不同體型人員的鑽越可能性？”
王教導員立即回應：“做過，當時技術隊和偵查組聯合做了多次實驗，也錄了像。”
李旭接著追問，一邊轉頭看向身旁身材偏瘦的偵查員小王。
“當時用來測試的人員，體型是不是差不多像小王這樣？高度在一米七左右，但最關鍵的是肩寬和胸圍要符合鑽越條件。”
“是的，”
王教導員回憶道，“我們後來也在周邊村裡找過幾個體型接近的年輕人逐一排查，但很遺憾，他們要麼完全沒有作案時間，要麼動機層面說不通……最終都排除了嫌疑。”
姜東聽後神情凝重地點了點頭，暫時未繼續發表意見。
他清楚，現階段任何猜測仍需物證支撐。
因此他再次強調：“在當前這個節點，我沒有更多主觀推斷。”
“我們真正的突破口，還是在血跡樣本的檢測上一旦結果證實犯罪嫌疑人在現場留有血跡，尤其是能夠說明其受傷狀態的生物學痕跡，那麼接下來的偵查範圍與方向就將大為明確。”
王教導員和李隊紛紛鄭重表示認同：“是的，一旦血跡鑑定實現突破，這就將成為串聯多項證據、指引偵辦推進的關鍵主線。”
從現場返回單位後，大家第一時間將採集到的多處血跡樣本送至刑偵支隊基因檢測實驗室。
實驗室方面早已嚴陣以待——畢竟是李旭隊長親自交辦、馬局長高度關注的重大案件任務，從上到下都格外重視。
基因科室主任王帥親自帶隊，幾名檢驗人員提前在門口等候，迅速而有序地完成了樣本的接收、編號與錄入工作，整個流程專業而高效。
李旭望著實驗臺上那些封裝嚴謹、標籤清晰的牛皮紙無塵袋，語氣沉穩而不容遲疑地向王帥主任問道：“這批物證數量不少，檢驗流程複雜，你們預計最快多長時間能給出最終鑑定報告？”
王帥推了推眼鏡，回頭掃視了一眼已分割槽擺放的樣本。
“李隊，目前我們安排了六個經驗最豐富的人，三班倒全力處理這批樣本。”
“就算不休息、連續作戰，也至少需要四個小時——這已經是最快速度，再壓縮就可能影響結果準確性了。”
“四個小時可以，”李旭點頭表示認可，“我們就等這四個小時。”
“但我必須強調一點：結果務必準確、可靠，每一個資料都要經得起反覆推敲和法律檢驗。”
王帥點點頭，語氣中帶著實驗室負責人特有的技術自信。
“李隊，您放心，咱們合作也不是一天兩天了。”
“在整個江東地區，刑事基因檢測這一塊兒，我們要說自己是第二，恐怕還真沒人敢稱第一——這點把握我們還是有的。”
說完，他自己也爽朗地笑了起來，實驗室裡其他幾名技術員也都跟著露出默契的笑容。
李旭聞言也笑了笑，拍了拍王帥的肩：“我就是欣賞你們這股專業自信的勁兒。”
然而，當王帥轉身走回實驗區之後，李旭卻突然停下腳步，若有所思地皺了皺眉，總覺得剛才那段對話裡似乎有哪裡不太對勁。
一直跟在旁邊的姜東此時走上前來，低聲對李旭說：“李隊，您是不是也覺得剛才被他‘繞’進去了？
整個姜東刑偵系統內，能做DNA混合樣本檢測的，其實就他們這一家實驗室，底下幾個技術員還都是他一手帶出來的徒弟。
他剛才那話，聽起來漂亮，但其實……您反應過來沒？”
李旭猛地一拍額頭，恍然大悟道：“哎我去！又讓這小子給‘擺了一道’！
跟他說話簡直像在玩腦筋急轉彎，一不小心就被帶進他的節奏裡。”
說完他搖頭笑了笑，不過語氣隨即嚴肅起來：“算了，王帥這人技術上是真靠譜，只要能紮實出結果、把案子順利偵破，這些都不是大事。咱們的目標始終一致。”
隨後，一行人從基因檢測實驗室離開，回到了刑偵大隊辦公室。
大家各自在工位上稍作休息，有人泡麵、有人整理筆錄，但空氣中始終瀰漫著一種無聲的緊張。
每個人心裡都清楚，那批正在檢測中的血跡樣本，極有可能成為推動這樁積案取得突破的關鍵。
而此時，唯有姜東似乎完全沉浸在了案卷材料的重新梳理之中。
並不是他不關心DNA檢測結果，而是他對自己在血跡形態分析方面的專業判斷有足夠的信心。
他非常清楚，從地面提取的大面積血跡未必一定能檢出犯罪嫌疑人的基因組分，但此前他在牆面較低處發現的那兩道平行狀、較短而邊緣毛糙的血跡——從形態學分析來看，極有可能來源於嫌疑人的甩濺或擦拭行為，而非受害者所留。
如果嫌疑人當時確實受了傷，那麼接下來該如何進一步開展工作？
案件已過去將近十年，即使當時存在外傷，如今也早已癒合，至多可能留下疤痕。
但疤痕能否成為有效證據？
更關鍵的是，即便找到了身體部位有疤痕的嫌疑人，又如何證明該傷痕與本案有關，而非其他日常生活或意外事件所致？
思考良久，姜東的眉頭越皺越緊。
他逐漸意識到，案件時間跨度太大，很多直接物證已經缺失——尤其是人體生物樣本方面的痕跡幾乎不可復原。
再加上案發時沒有監控錄影、沒有手機定位資料、也沒有目擊證人，即便透過科學檢測鎖定了一名嫌疑人。
如何將其與犯罪行為牢固、合法地關聯起來，仍是擺在面前的一道嚴峻難題。
如今的刑事司法審判講求的是“證據裁判主義”，僅靠邏輯推測或合理想象遠遠不夠。
再完美的推理，只要沒有紮實的證據支撐，都只能算是主觀臆斷，無法成為定案的依據。
而對這起幾乎全靠物證“說話”的陳年舊案來說，檢測結果只是起點，更艱難的司法舉證之路還在後面。